周凯莉
这几天发生在新加坡教育界的重磅新闻，莫过于新任总理黄循财宣布的关于GEP高才班选拔制度的改革。GEP（Gifted Education Programme）高才班计划在民间被称为“天才班”，是新加坡小学教育体系内针对顶尖1%学生的选拔，这一计划在学生三年级时通过两轮考试进行，优胜者将进入九所拥有GEP课程设置的名校学习，进行深度培养。
而改革后，学校将不再单一依赖标准化考试成绩来评价学生能力，而是采纳一种更为全面的评价方式，包括教师的观察、学生的作品集、项目展示以及同伴间的评价等，受益的1%学生比例将扩展为10%，他们将继续在原学校学习。为了配合这一计划进行，教育部也将通过资源分配，将原先GEP的倾斜资源均分到其他普通邻里小学。
关于GEP计划改革的传说由来已久，但一经正式宣布，舆论众说纷纭。狮城学者、大V许振义博士认为，近年来，GEP制度已经被“玩坏了”，具备经济优势的家庭通过送孩子去上GEP备考班来想办法进入名校，而依靠题海战术进入GEP，便可能压缩真正天资够高，但是不具备经济能力备考的孩子的空间。GEP改革是突破社会板结，促进资源公平分配的举措。而也有声音认为，一旦标准化考试成绩不再作为硬性标准，评判标准之一的第三方软性评价，可能会产生主观判断、利益输送甚至权力寻租等。
不能免俗的是，关于教育改革影响学区房升值的讨论，也成为了民间关心的经济热点。新加坡的小学生会在六年级时进行一项PSLE考试，根据成绩进入排名不同的中学，这一项考试的重要性，可类比于中国的中考。改革之后，小三学生通过GEP考试进入名校的道路受阻，那么小一报名进入名校的竞争激烈度将会成倍增加，也意味着在名校一公里甚至两公里内的房产价格在相对稳定的新加坡市场会迎来非理性升值。
对名校的追捧，在世界各国都是由来已久，新加坡也不例外。对于华人家庭来说，通过读书实现阶层上升，俗称“出人头地”是有深厚的认知土壤的。名校的优越性，不仅在于其教育资源、生源素质，更在于历史传承、名誉口碑和学习氛围，更为关键的软实力还在于校友网络。十多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某次课堂上，教授在讲到资源配置最优化的理论时，开玩笑说，大家要珍惜在北大上学的时光，你身边的同学，有可能成为你未来的合作伙伴，也有可能是你未来的老板。作为清高的年轻人们，我们在课堂上发出了一阵嗤之以鼻的哂笑声。直到年过35岁，成为职场上“被嫌弃”的电池废料后，我们才意识到，教授对做题家们实在是做到了“掏心掏肺”，名校早已不是凭借一纸文凭的敲门砖，却已是现实社会里的社交资源，也就难怪动辄一年上百万学费的名校EMBA班总会有无数人趋之若鹜。
不得不承认，和我们当年相比，当下的教育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的阶段，科学育儿早在襁褓之中就拉开了起跑线。光凭大学教育就足以定义和预测一个人的未来收入、职业和社会阶层，精英家庭因为拥有足够多的资源，更容易培养出优秀的下一代。这一种资源，指的不仅是经济层面的，还有文化层面的，包括信息、价值观、对社会的认知以及家庭的知识氛围。
也正是这一种鸡娃的氛围，东方式的内卷焦虑正在蔓延。我有一个朋友，本科毕业于美国常春藤大学，在女儿三岁时便想方设法将其送入了上海的一家国际幼儿园，一个月学费2万多人民币，这并不包括钢琴课、英文课的补习费和孩子的社交支出，比如生日派对，或与其他家长的社交费用。前两天，她在微信上对我说，实在卷到受不了了，想带孩子出来。我说，别来，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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